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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到士紳對滿清離心離德是滿清滅亡的主因,而他們的不滿來自於三處,前兩篇講過橡皮引起的金融風暴,以及鐵路國有的處置不當,第三個原因,則要從廢科舉開始講起。


話說中國的科舉體系,不只是為了灌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理,其實也是為士紳階級提供了一個參政的管道,因為士紳子女才有能力上私塾念書識字,也才能去應考,考上科舉後可「衣錦還鄉」,當地方官來「罩」親族的產業。


然而庚子後新政於1903年起限縮科舉,1905年完全廢除科舉,對士紳階級來說,參政管道被中斷,至於新學,那屬於沿海大城市,廣大的鄉間士紳需要一個新的管道讓他們能重新參政,新政又剛好提供了這個管道,那就是立憲。


而且立憲還比科舉更好,因為科舉還要看小孩考不考得上,立憲的話,只要直接被選為議員即可,實在太有吸引力了,因此,1906年下詔預備立憲時,滿清獲得士紳階級高度支持,正如吳樾所預料的,革命快要混不下去了。


1907年,清政府在中央籌設資政院,在各省籌設諮議局(1909年開始選舉諮議員),張謇、湯壽潛等人在上海成立預備立憲公會,之後各地立憲公會紛紛建立,正在全國都很期待立憲的到來,嘩的一聲,慈禧潑了所有人一桶冷水,頒布《欽定憲法大綱》,宣布「九年後實行立憲」。


九年也未免太久了,就跟「下一任必可實現政見」一樣「裝孝維」,於是士紳就發動了四次全國性的大請願,第一次請願,在1908年秋,多個立憲團體及多省的代表聯名由都察院代奏請院,結果清廷答覆:8年後公佈憲法......那不是一樣嗎?


1908年11月,光緒帝及慈禧太后先後去世,溥儀繼位,光緒之弟(溥儀生父)載灃攝政,他一上台,就罷了袁世凱,並打算逐步加強皇族中央集權。


1909年秋,各省代表發動了第二次立憲請願,在北京組織 「請願速開國會同志會」,一面將請願書交都察院進呈,一方面游說各軍機大臣及各部尚書,官員們私下多同意憲政施行,但載灃於1910年1月30日諭令不准,仍然維持9年預備立憲。


1910年,國內又發動了第三次請願,除了發起組織 「各省諮議局聯合會」外,還網羅海外及各行各業的代表,齊集北京再度請願,遭清廷嚴詞拒絕,並命不得再行請願。


1910年9月1日,資政院開院,於是請願代表又發動第四次請願,直隸、山西、河南、四川、福建等省先後出現數千人集會,要求督撫代奏請願呈稿。湖北打算「不開國會﹐不認新捐」,國會請願代表團向資政院和攝政王上書,十八個督撫、將軍、都統由東三省總督錫良領銜聯名奏請立即組織內閣、翌年開設國會。


此外,資政院開院後,也鬧出許多風波,資政院是作為日後全國議會的預備機構,議員共200人,一半由各省諮議局推舉「民選」議員,一半由朝廷欽定「欽選」議員。在欽選議員當中,有宗室親貴、滿蒙王公貴族,各部院官員,此外,還有學者以及「納稅特別多的百姓」各十人。


各省諮議局的成員是士紳,「納稅特別多的百姓」自然也是士紳,於是加起來就過了半數,因而士紳就主持了國會。


1910年湖南巡撫楊文鼎,未經省諮議局議決就擅自發行地方公債,湖南諮議局議長譚延闓抗議無效,憤而將該案提交資政院,資政院將此案交給朝廷議處,朝廷卻認為巡撫只是疏忽而已,公債還是可以發。


資政院聽了當場翻桌,議員紛紛發言譴責朝廷,當時官制尚未改組,滿清的最高行政機構仍然是相當於皇帝秘書處的軍機處,於是資政院就要「最高行政機關」軍機處到議會來接受質詢。


軍機處認為軍機處只是秘書單位沒有所謂接受質詢,資政院又再發文質問,軍機處回答:內閣才能接受議會質詢,現在內閣尚未成立,所以無法答覆。


湖南公債已經夠激怒議員了,雲南和廣西又各自發生諮議局與督撫的糾紛,於是資政院議員一舉表決通過彈劾軍機處。攝政王載灃將此案留中不發,但是他也得盡快至少搞出個內閣來接受質詢,不然議員們遲早會暴動。


於是清廷於11月14日宣布縮短預備立憲期限,國會開設之前先設責任內閣。


這下士紳們覺得滿意了,沒想到責任內閣名單一出來,他們整個吐血。


總理大臣慶親王奕劻
協理大臣那桐、徐世昌
外務部梁敦彥
民政部肅親王善耆
度支部載澤
學部唐景崇
陸軍部蔭昌
海軍部郡王載洵
法部覺羅紹昌
農工商部溥倫
郵傳部盛宣懷
理藩部宗室壽耆


其中有多位皇族,不過他們也多屬於改革派,以巨貪聞名的奕劻其實公開支持改革和三權分立;載澤、溥倫、善耆、紹昌也是很熱心於憲政者。


但是載灃完全沒有考慮政治的平衡原則,內閣13人裡頭,漢族4人,滿族9人,以往軍機處軍機大臣漢人至少會佔一半,現在竟減為1/3,這就算了,內閣有7人為皇族,超過一半,士紳們立刻就抓狂了,批評是「皇族內閣」。


但載灃竟然反唇相譏,說決定閣員是君主的權力,議員無權干預用人大權,全國議員聽到當場翻桌,至此士紳對立憲完全灰心,如湖北諮議局議長湯化龍、湖南議長譚延闓、四川議長蒲殿俊等人都開始轉而與革命黨聯絡,湯化龍更在武昌起義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各省諮議局中的議員都是地方上的實力人物,在武昌起義時,他們紛紛和地方官及督軍勾結響應革命,是革命成功真正的中堅力量,民國早期的官僚及國會議員相當多是原本各省諮議局中的成員,革命黨出身的反而是少數,但立憲之議卻隨著滿清滅亡而解散(沒有君主了怎麼君主立憲?),民國之後共和成為顯學。


康有為曾經感嘆:「蓋辛亥革命之前,舉國不知有共和之事,及辛亥革命之後,舉國不容人議共和之非。」


康有為身為保皇派,對「不容人議共和之非」心有戚戚焉,不過他的證言,也告訴我們,「共和」是隨著滿清的倒台,突然間「勝者為王」成為顯學的,在之前,「舉國不知有共和之事」,革命黨的宣傳,沒有什麼作用,滅亡滿清的主力是士紳階級,而激起他們的怒火的,是橡皮,是鐵路,是盛宣懷,還有這篇提到的載灃。


載灃據說處事相當優柔寡斷,別人說什麼都好,他攝政期間大概只有三件是最果決,一是罷袁世凱,二是組「皇族內閣」拒絕批評,三是「鐵路國有」,就這三件事沒得商量,也就這三件事炸掉了滿清的江山,只能說天意註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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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ura
  • 系列文真是太歡樂了啦啦啦



  • chien liao
  • 太精彩了,假日早起,瞎逛來到貴寶地,連看完這三篇,大呼過癮,謝謝好文
  • 訪客
  • 標題有蘋果的水準 讚
  • mike
  • 感謝您擴大了我的視野 !
  • 訪客
  • 很喜歡閱讀貴文,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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