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蒙出版社邀約，這系列文章本來只是寥寥數千網言，經一年半補充、考證後，寫成了17萬字，請參閱新書《橡皮推翻了滿清》，秀威資訊出版)
我想就算對西洋史沒興趣，只要讀過高中歷史的朋友應該都知道有個「神聖羅馬帝國」，不過可能有的朋友不知道的是，法國大文豪伏爾泰曾經批評過，神聖羅馬帝國「既不神聖，也不羅馬，更非帝國」，整個與事實相反。
這樣的東西我們也有，「國父孫中山革命十一次最後成功」這句話就是，與史實相反到淋漓盡致的程度，不得不佩服當初發明這句話的人：
「國父」：中華民國有很多個國父，因為中華民國有很多個（每次滅亡了，下一個建國的人又把自己的國家命名為中華民國），大致上，國父分別是袁世凱、段祺瑞、蔣介石、蔣介石，裡面就是沒有孫文，詳見本部落格「國慶日其實應該是3月1日」一文，或是之後我會專文論之。
「孫中山」：孫文旅日時化名為「中山樵」，「中山」是日本姓「NaKaYaMa」，可不是名字或稱號啊！用常識就知道豈可姓連著姓，孫文只能稱為孫文、孫逸先，或是「中山先生」(= Mr. NaKaYaMa)，是不能叫做「孫中山」的。
這個錯誤是因為日本人宮崎寅藏（宮崎滔天）撰寫《三十三年之夢》時，搞不清楚把兩個姓連用──常玩日本遊戲的人就知道，日本人常搞不清楚中國的命名原則，譬如說他們會寫「曹操孟德」「關羽雲長」等，中國根本不這麼用的──結果章士釗翻譯這本書的時候也不察，就照著用，所以後來這個搞錯的稱呼竟然成了孫文的通用稱呼，不過這個錯誤也可說是孫文一生的寫照了（就是...錯錯錯）。
「革命十一次」：孫文只有革命十次（或九次，因第一次根本流產），最後一次是辛亥年的「黃花崗之役」，武昌起義共有兩次，第一次流產的武昌起義是共進會與文學社策劃，孫文既未參與也不知情，第二次成功的武昌起義完全出於意外，更與孫文無關，孫文自己也承認：「武昌之功，乃成於意外」。
「最後成功」：含民國後的「二次革命」與「護法」（三次革命）在內，孫文所發動的革命全數失敗，沒有一次成功。
說到這邊，很多朋友可能又要開始又異議，且先按下，回到本題，從孫文與同盟會的關係開始說起，要先說明一個事實，同盟會整體而言「不是」孫文領導的組織！也不能等於孫文，怎麼說呢？
同盟會是在1905年才由孫文的興中會，黃興、宋教仁等人的華興會，蔡元培、章太炎、吳敬恆等人的愛國學社，張繼青年會等組織合併而成，總部成立於東京，同盟會雖然推舉孫文為總理，但請注意同盟會是一個平等的鬆散結盟組織，從名字叫「同盟」就可以明白，孫文當同盟會總理，相當於是BBS上推舉某人為板主，或是在聯合國擔任秘書長一樣的意思，其下所有人各自努力，並沒有真正的隸屬關係。
這跟孫文所想要的不一樣，孫文一輩子所希望的是獨掌大權──這點除了同盟會時代，在興中會時代與日後有多件很明顯的事實為證，先舉三例：
一、興中會組成時，當時根本什麼是都八字還沒一撇（後來興中會發動的「廣州起義」其實根本不是起義，因為什麼都沒做就被破獲，可說窩囊到極點），孫文就要跟輔仁學社的楊衢雲爭執主導權，鬧到差點組不成，最後才不得已讓楊衢雲擔任「伯理璽天德」（President；總裁），孫文任秘書。
二、中華革命黨時期，孫文他竟然命革命黨人要押手印效忠孫文本人，終於使一輩子為孫文奮戰的黃興怒不可遏，說反袁是為了反獨裁專制，但結果黨內竟然比袁世凱還要獨裁專制，那是要反誰？於是一輩子的戰友黃興至此離開孫文。
三、孫文違反臨時約法就任「非常大總統」，使將他迎回廣東的陳炯明非常不滿，因為違法怎麼「護法」，但孫文執意要當，這就算了，孫文一邊掛著「護法」的招牌﹐卻又和當年「毀法」元兇段祺瑞眉來眼去，與段祺瑞和奉系聯盟反直系來加強自己的勢力。第一次直奉戰爭後，「非法總統」徐世昌下台，黎元洪復職，此時「護法」目的已達，各界勸孫文應該退位，但孫文死抱大總統位置不想放，堅不退位，於情與理於法怎樣都說不過去，種下跟陳炯明鬧翻之因。
陳炯明的冤情以後有空在慢慢說，總之孫文組成同盟會以後，馬上就因為會務問題跟同盟會的成員鬧翻，其中，黃興雖然跟孫文有嚴重歧見，但當時他「大局為重」的選擇繼續支持孫文，並在之後一路為他出生入死（直到中華革命黨終於讓他忍不下去為止），但是宋教仁則對孫文心寒請辭並想另謀發展。
而日本政府的取締也造成留日發展派與歸國派的分裂，並有會員因此自殺，總之，同盟會實際上一成立就四分五裂，名存實亡，根本沒有發揮什麼實際的作用，各成員招收了同盟會員，只不過是一種象徵性的意義(就像加入某活動的粉絲團一樣的意思而已)。
而更嚴重的是，日本政府覺得孫文在日本搞革命弄得清日關係緊張，決定給孫文一筆錢要他離開日本，孫文馬上同意，但是此舉沒有經過同盟會商議，而且孫文拿了日本政府的錢卻全數私吞而未歸入會費，因此讓章太炎暴怒，與孫文展開激烈的論戰，最後引起章太炎等光復會人士退會。
但孫文不管，因為他並不想要一個不能獨行其是的同盟會，他就拿著日本政府給他的「遣散費」，以越南等地為基地發動了數次革命，到1907年底，孫文因此遭越南(當時為法屬)驅逐出境，於是孫文索性與胡漢民、汪精衛在新加坡另立同盟會總部──請注意，「另立」，就表示不是本來的，所以台灣的新黨跟親民黨實在沒有得到孫文的真傳，有的話他們應該「另立國民黨中央」才對，而非笨笨的創黨。
孫文另立的，我們暫且稱為「南部同盟會」，這不是當初的那個同盟會，原本的同盟會還存在，我們暫且稱為「東京總部」，「南部同盟會」而是孫文只跟親信自己開來自爽的，不具「跨黨派」的代表性，當然不能說所有同盟會員的活動都跟孫文有關。
前面提到宋教仁灰心打算另起爐灶，在孫文自己「另立黨中央」以後，宋教仁也得到了啟發，1910年6月，宋教仁、譚人鳳和孫文又針對革命路線爭發生了爭執......一直以來，孫文都堅持在兩廣革命，革命的力量以結合會黨為主，但宋教仁、譚人鳳是湖南人，他們和其他華中地區出身的革命份子明白華中才是中國的要害之處，應該在華中發動革命，這個路線之爭也導致後來共進會的成員游離出同盟會另外組成共進會（所以共進會並非同盟會組織，不可混為一談）。
藉孫文離開日本的機會，宋教仁、譚人鳳等人，集合了江蘇人趙聲等同盟會幹部，開會決議要組織中部同盟會，決議既成，他們就去知會黃興，黃興沒有意見，但是孫文的鐵桿胡漢民知道孫文的心意，於是大力反對，譚人鳳於是怒道：
「本部在東京，總理西南無定蹤，從未過問。總於何有？理於何有﹖東京經費純仗同志攤派維持，並未向各處招搖撞騙。汝等以同盟會名義﹐掣騙華僑巨款，設一事務所，住幾個閒散人，辦一機關報，吹幾句牛皮，遂算本事沖天，而敢藐視一切耶？」
各位朋友如果對孫文的實際作為不熟，只看過台灣歷史課本的話，這段話應該可以說明很多事，孫文把日本政府給他的錢獨吞以外，到海外也是打著同盟會名義募款，卻不入會費，只拿去辦事務所養自己人，又辦個宣傳效果大概跟《玉山週報》沒兩樣的《民報》，東京總部的經費都由東京的同志們分擔支持，而孫文成天在越南，對同盟會的會務完全沒有「總理」之實，所以同盟會的人不認為孫文（及孫文的小弟胡漢民）有資格拿總理之位壓人。
於是宋教仁、譚人鳳等、陳其美等人在1911年7月組織中部同盟會，這個中部同盟會也是「另立黨中央」，只遙奉當時已經幾乎完全癱瘓的東京本部為「中央」，不承認孫文的「南部同盟會」是「中央」，只是因雙方都是革命同志的關係，認為「友好團體」而已。因此，華中的同盟會活動，基本上與孫文沒有任何關係。
更讓孫文相較之下蒙羞的是，中部同盟會內部實行「合議」制，以防止專制獨斷，一方面這是因為宋教仁本來就是「議會迷」，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要避免孫文的壞榜樣，他們批評以往同盟會的許多不良做法：
「惟攜金錢主義，臨時招募烏合之眾，摻雜黨中，冀僥幸以成事。」
這幾句話所指責的就是孫文，因為孫文每次發動革命，都是只想砸錢買動會黨等三教九流的烏合之眾為「傭兵」來擴充隊伍，想要僥倖成事，結果往往只搞成無紀律的聚眾暴動，一但錢花完了就一哄而散。
至此也可以歸納出孫文的兩個主要革命方向：一是在華南發動，二是以會黨為主要中心武力構成。這兩個方向與後來辛亥武昌兵變（成功的武昌起義）的方向完全相反：在華中發動，以讓新軍倒戈為主要路線。由此可知，孫文的革命和最後的辛亥武昌兵變成功，可說完全背道而馳，不管再搞多久也沒有成功的機會。
至於真正對辛亥武昌兵變中，新軍的革命傾向有影響力的，前文說過，是共進會與文學社，最多加上上述的中部同盟會，與孫文是八竿子打不著關係。這個共進會是怎麼來的呢？
這個共進會是怎麼來的? 正是因為孫文在同盟會搞得天怒人怨四分五裂以後，游離出來的人所成立的，成員以華中地區為主，這些人之所以要另立共進會，就是因為孫文的革命策略以華南為主軸，他們與宋教仁一樣不同意，認為應該以華中為主(事實證明他們才是對的，要是給孫文去搞，搞到不知宣統幾年才會成功)，所以共進會可不能說是同盟會的一部分。
共進會因同樣主張革命，和同盟會雙方保持友好尊重，也有許多成員（如孫武）同時加入兩會以示友好，結果被大筆一揮說成是孫文同盟會的外部組織，這真的是完全扭曲事實。共進會只是盟友組織，而且就算有許多成員同時加入同盟會，加入的也是上述的中部同盟會，與孫文的南部同盟會無關。
至於文學社，則是誕生於武漢新軍之中的革命團體，最初的根源為日知會，成立於1906年，發起人為原「科學補習所」的劉靜庵，劉靜庵在文華書院擔任國文老師，並兼任校園內的閱報室「日知會」司理，藉由這個機會，他在日知會裡頭陳列革命書刊，每星期日開演講會，傳播革命思想，聯絡反清革命志士。
不料同盟會來聯絡劉靜庵，借日知會會址為同盟會湖北分會，劉靜庵也兼任同盟會湖北分會總幹事（但兩會並未合併），同盟會想利用日知會撿便宜也就算了，反正是志同道合，但偏偏孫文總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1906年發動萍瀏醴起義爆發，孫文派人來想借日知會的力量響應起義，結果事泄，導致日知會主要成員被張之洞逮捕，是為「丙午日知會謀反案」，日知會就此完蛋，劉靜庵在辛亥革命前夕，於獄中被折磨致死。
日知會的成員，化整為零後，於1908年成立湖北軍隊同盟會，顧名思義，活動以運動新軍成員為主，後來被破獲，骨幹成員再成立群治學社，1910年再改組為振武學社，1911年因為名稱已經暴露，再改名為文學社。
文學社主要在武漢新軍中發展，入會保密機制相當嚴格，於同盟會系統不同。文學社在武昌起義前已經在新軍中發展至400人，是革命思想滲透新軍的主要功臣之一......這功勞不是同盟會的，更不是南部同盟會或孫文的，孫文一向不重視華中，也不重視在新軍中的發展，還是害慘日知會的罪魁禍首。
流產的武昌起義是由共進會和文學社所策劃的，共進社和文學社的第三次合作會議召開﹐會上兩個團體彼此謙讓起義領導人（和孫文老是要爭主導權為對比），於是居正建議去邀請宋教仁、譚人鳳等人來武漢主持，這就是所謂「同盟會會員譚人鳳促成兩會合併」，但其實兩會本來就要合併，譚人鳳只是沾個光，再者，前面已經說過，譚人鳳是中部同盟會的人。
前面提到共進會有很多成員也同時有加入同盟會以示友好，文學社這邊的狀況也一樣，如蔡濟民是湖北黃陂人，是前述「湖北軍隊同盟會」的成立者之一，後來也是文學社成員。他兼任同盟會湖北分會參議部長，但是從他的經歷可以明白他的根源是文學社，在同盟會那邊與先前的劉靜庵一樣只是掛個名，更與孫文沒什麼關係，
且孫文一心一意在華南三省發動起義，其實同盟會內部普遍不滿，批評孫文：「只注意廣東，對於長江各省一點也不注重，華僑所捐的錢也只用到廣東方面去，別處的活動一個錢都不肯給。」從這樣的敘述，就可以明白華中起義的成功，不論是武昌起義本身，或是華中各省的響應，孫文鐵定是不能居功的。
不過，或許正因為孫文對華中沒興趣，華中革命才有可能成功，孫文在美國發展時，致公堂華僑司徒美堂回憶：「孫先生後來到紐約發展興中會組織。最初有200餘人，但在革命處於艱難的情況下，大家灰心離去，兩年後在美會員只剩七位。其中一位負責人鐘性初先生，因工作困難，心中慚愧無似，於舊曆除夕跳海自殺。」
這就是孫文的組織發展能力，200人搞到剩7個人，7個人之中還有1個人自殺，在同盟會搞到四分五裂，孫文一輩子跟誰合作就和誰鬧翻，（只有最後合作的蘇聯沒有鬧翻，但那是因為孫文先死了...），結果和他鬧翻的人通通被抹黑成「軍閥」「叛亂」，完全不顧史實（被抹黑的最慘的就是可憐的陳炯明，只有章太炎、胡適和李敖幫他說話，幸好陳炯明生了一個很努力的兒子在幫他洗刷冤情）。
但就算不去挖掘史料，各位朋友可憑常識想想，如果有一個人說他一生合作的對象通通都很壞蛋所以都背叛他，那各位會相信嗎？我們總是會懷疑有問題的其實是他自己，而不是其他所有人都有問題，不是嗎？
總而言之，了解了革命組織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以後，就可以明白台灣歷史課本所寫的：孫文 = 同盟會 = 革命，在邏輯上與史實上都是無法成立，全中國有很多人努力於革命，別抹煞了他們這些真正的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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