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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四篇「清末民初的革命「烈士」們」之中，已經寫了不少「烈士」，有知識份子烈士陸皓東、林覺民，有女烈士秋瑾，還有自殺恐怖份子徐錫麟、炸彈客吳樾、史堅如，可說什麼人都有。
不過，最怪的是，在「烈士」界之中，還混了一個日本人，奇怪，反滿革命日本人來湊什麼熱鬧，還變成「烈士」，這是怎麼回事？
這跟孫文的第二次起義「惠州起義」有關，不過且話說從頭，從孫文第一次失敗的廣州流產起義講起。
1894年11月24，孫文在夏威夷檀香山歐胡島組織了興中會，這個興中會只是個很微小的組織，到1895年，孫文到香港，召集舊友陸皓東、鄭士良、陳少白、楊鶴齡等人，打算籌備「香港興中會總會」。
早在1890年，楊衢雲、謝纘泰等先以「開通民智、改造中國」為宗旨創立「輔仁文社」，在廣州、香港搞革命，其革命資格比孫文老得多，組織也較龐大，雙方既然都有志於革命，於是興中會就與輔仁文社合併，合併後仍舊叫興中會，以香港為總部，原本的檀香山為支部。
此時楊衢雲系統在興中會中是主流，孫文卻想爭奪會長，兩派為了八字都還沒一撇的事爭領導權，大鬧了好幾個月，結果香港總會2月21日成立，卻直到10月10日才底定合併事宜，最後以楊衢雲任會長(總裁/伯里璽天德)，孫文任秘書，並有起義指揮權，孫文對此事一直耿耿於懷，後來國民黨史大筆一揮，說楊衢雲「藉端逼迫」孫文讓出會長。
時間往後轉，後來1900年惠州起義又失敗後，楊衢雲把會長讓給孫文，到1901年被清廷派人刺殺，進入「烈士」界，楊的故事就結束了，如今楊衢雲沒沒無聞，但如果他活到辛亥革命以後，就是個比孫文還早的「革命先行者」。
回到廣州流產起義，孫文既然有了指揮權，就進入廣州，以「農學社」的名義招攬起義成員，孫文的故鄉香山縣有個名叫劉學詢的士紳，本來靠賣賭科舉榜單的地下賭博彩票賺錢（中國人真是無所不賭），後來兩廣開始禁賭，斷了他的財路，他不滿之下，就資助孫文起義。
但是這個劉學詢根本就沒有什麼民主自由的思想，後來馮自由在《革命逸史》記載，劉學詢「夙抱帝王思想，絕不了解歐美民權學說，故總理與協議多次，劉均以朱元璋、洪秀全自命，而以總理為徐達、楊秀清。」又娶了妻妾如雲，人稱「劉三國：文可華國，富可敵國，妾可傾國」，根本是個守舊派人物，對什麼民權一竅不通。
孫文主導的廣州起義還沒發動就事跡敗露，陸皓東成了「共和第一烈士」，孫文、楊衢雲等流亡海外。劉學詢卻依然好好的在廣州當他的士紳，完全沒有被官府懷疑，而且後來還當了之後任兩廣總督的李鴻章的顧問。
到了八國聯軍時，孫中山西醫書院的老師何啟，也是香港具影響力的華人士紳，他透過香港總督與英方聯絡，提議分裂華南，這時八國（當然含英國）正在對慈禧宣戰，英國當然有興趣，於是何啟就想幫孫文與李鴻章牽線，讓兩廣獨立。
劉學詢此時正任李鴻章的顧問，他自作主張與孫文會商，並想勸李鴻章宣佈「獨立」，他可當個「開國元勳」，不過李鴻章沒這個意思，劉學詢的美夢就破碎了，但何啟還不放棄，跟孫文一派說港督仍然支持他們建立「華南共和國」。
孫文眼看八國聯軍把慈禧打得逃到西安，他也覺得這是革命最好的時機，簡直心癢難搔，可是革命要錢，港督只出個嘴砲，一個錢也沒給，於是孫文轉向法國，以讓法國在中國擴大租界與租借地的「賣國」條件，希望法國支援革命，法國知道孫文根本不可能革命成功，當然不理他的空頭支票。
孫文急了，又找上劉學詢，派日本人平山周去信說：「今特遣深信人周君平山來見足下，面託足下主持內局，先立一暫時政府，以權理政務。政府之格式，先以五人足矣：主政一人，或稱總統，或稱帝王，弟決奉足下當之，故稱謂由足下裁決。」
意思就是，只要劉學詢肯出錢，他愛當總統還是皇帝都可以，孫文亂開支票到這種程度，真不知他是存心詐騙還是裝孝維，總之孫文要一百萬，劉學詢最後只看在同鄉之誼的面子上給了他三萬。
就在這時候，發生了「廈門事件」，孫文眼睛一亮。
這事要回到甲午年說起，話說日本取得台灣以後，以保持台灣的安全為藉口，屢次向滿清國要求福建的特權，終於在1898年強迫滿清訂定「福建省不割讓條約」。簽訂時就引起英、美、俄、法等國注意，認為是日本將由台灣入侵華南的前兆。
到1900年，日本更進一步設立一個特定的政務機構，稱「對岸事務掛」，統轄福建、廣東的有關政務，至此，日本的野心已經很明顯，而該年又發生八國聯軍，日本也參與其中，由於日本離中國有地利之便，日本本土及台灣方面高層想趁機入侵華南，以佔領福建、廣東為目標，主要計畫人有：
內閣總理大臣山縣有朋
陸軍大臣桂太郎(曾任台灣第二任總督)
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第四任)
台灣民政長官後藤新平
1900年8月24日，日本策劃自行燒燬在廈門仔頂街的日本東本願寺布教所，計畫以此為藉口，從台灣出兵，登陸廈門並強行佔領廈門，之後佔領福建省全境。不過英、美、法、俄早就有所提防，於是也派艦到廈門警告日方，最後日本只好停止派兵計畫，不了了之。
這時我想腦袋正常的中國人看到日本正要侵略中國，絕對不會和日本合作當「漢奸」，但是孫文腦袋異於常人，他竟然大喜過望，認為是天大良機，「金主又出現了」，於是化名為「吳仲」渡海來台，與兒玉源太郎訂立「密約」，以出賣廈門給日本為條件，換取日本支持他的「革命」。
各位如果沒有覺得這邊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請回想一下，孫文之所以要革命，正是因為覺得甲午年間滿清敗給日本「喪權辱國」，所以孫文的革命思想是：
為了維護中國主權---＞所以中國要強---＞要共和才會強---＞所以要推翻滿清
到這裡還沒啥問題，頂多如何強國的想法不同，但...
因為要推翻滿清---＞所以要弄錢---＞所以出賣中國主權!?
這個習題就留給各位思考，回到兒玉源太郎，他立即表示支持，不過他想的可沒有孫文那麼天真，他並不認為孫文有什麼成功的機會，不過只要孫文在廣州作亂，日方就可以把他們當成馬前卒，「中國革命黨先起義，以其力擾亂廈門的後方地區，為日本出兵製造藉口，等日軍占領廈門時，就能對孫文的起義軍援助武器、補充兵力」，如此下去，兒玉源太郎可以完成他在廈門事件沒搞成的春秋大夢：佔領廈門及福建省全境，甚至佔領廣東，兒玉還打算事成之後，寫出一篇名為《廈門事件始未及對岸將來之政策》的備忘錄哩。
腦袋有洞的孫文根本沒想到兒玉的算盤是要把華南一口吞，他這時很開心的認為革命經費、武器有著落了，這是9月的事。
時間倒轉，回到6月時，孫文本來要到香港籌備起義計畫，不過香港還沒解除對他的驅逐令，只好在一艘小船上，召集鄭士良、陳少白、謝纘泰、鄧蔭南、史堅如、李紀堂等開會，決定兵分兩路，廣州、惠州並舉，廣州為正軍，惠州為旁軍。
那個「正軍」，後來就是史堅如一個人去當炸彈客，見本系列的(4)，史堅如成了「共和第二烈士」，又是一個被孫文害進「烈士」界的可憐人。史家的家產也才值3000大洋，孫文是想要他們能發動什麼「正軍」啊......
惠州的「旁軍」，倒是有十萬大洋的經費，其中才剛認識孫文的李紀堂出了兩萬，一個日本人出了5000，孫文先前跟劉學詢拿的，加上他跟他可憐的大哥孫眉凹的，加起來湊了七萬五，有了餉，一邊買槍械，一邊就命鄭士良到惠州去準備。
這革命發起地選在惠州是有原因的：
「查廣東惠州府屬民情強悍、聚眾、拜會、械鬥、搶擄，習為故常，近海之歸善、海豐等縣，尤多洋盜、鹽梟，以故嘯聚甚易，動輒滋事」
當時惠州與太平天國前的廣西一樣，人口過剩，很多人沒有土地只好成為流動人口，這些邊緣份子為了討生活，只好結合起來，於是不是加入會黨，就是加入宗教團體（如拜上帝會），結黨自保，行有餘力就打家劫舍，簡單的來說就是「組織犯罪」...就是黑道啦。
這些「梁山好漢」自然平時就是政府打壓的對象，對官府本無好感，而他們本來就每天械鬥，刀口舔血的日子過慣了，也不怕死，並不怕革命殺頭，只要有錢拿就好，所以一直是孫文用來起義的最佳「傭兵」，但是這些人也根本沒有什麼民權思想可言，所以後來孫文被批評：「惟攜金錢主義，臨時招募烏合之眾，摻雜黨中，冀僥幸以成事。」
惠州平時就有數不清的大小會黨，還有官府勦了十幾年都沒勦掉的江洋大盜，鄭士良自己也是三合會出身，就把他們糾合起來，聚集了600人在三洲田這個地方。
鄭士良為了保密，於是封山，不許出入，結果這樣一搞反而讓所有人都知道裡頭有鬼，而且還誇大了他們的數量，以為有好幾萬「亂黨」在三洲田山裡，導致都還沒起義，官府就知道了，於是派出數路部隊，封鎖了三洲田對外的各聯絡管道，包括往香港方面的深圳，海面上也派巡邏艇封鎖。
在此情況下，鄭士良迫不得已，只能在10月6日先發制人，率眾突圍，開始了「惠州起義」。
惠州方面暫且按下，回到在台灣的孫文，話說本來他滿心歡喜要等兒玉源太郎給錢，卻沒料到先前的廈門事件已經在日本本土掀起軒然大波，使擴大侵略派的山縣有朋內閣於9月26日總辭，改由伊藤博文組閣，伊藤博文是外交派的，反對無限制軍事擴張，於是下令台灣總督禁止對孫文起義提供任何協助，還並嚴令孫文離開台灣。
這對孫文來說真是晴天霹靂，他簡直欲哭無淚，（不過這也避免了他淪落「漢奸」界）他只好向鄭士良去電：
「籌備未竣，暫時解散。」
鄭士良一聽，簡直是「裝孝維」啊，但仗已經開打了，頭洗一半只能繼續下去。由於第一線的清軍很多其實只是民間團練，也沒預料到鄭軍會主動出擊，鄭士良在奇襲下獲得初步勝利，擄獲了清軍的裝備，還強迫他們剪辮裹脅著一起行動。
鄭士良在幾起小衝突中連續擊敗了當面的民團與清軍，前面說過惠州附近本來就是強盜窩，這些大小土匪，甚至介於民匪之間（農忙為民，農閒為匪）的人很快加入，隊伍跟太平天國一樣膨脹快速，一時間竟然到達2萬人之譜。
而這些起義軍，根本就沒有個民主革命的樣子，從打扮上就很「傳統」：腰上纏紅帶，身穿白布繡上紅色字號，頭上裹著紅巾，還打著紅旗，領頭的頭頭，頭上插雉雞的翎沒，胸前掛個紅繡球，身上還掛著結成花球的紅綢子，簡直就跟朱一貴穿戲服造反一樣，腦袋裡頭都還是傳統思想，所以當地人稱他們為「紅頭賊」，因為這些人簡直跟太平天國時期起事的「紅巾軍」一模一樣。
而這些起義軍，每到一地，都要殺豬漉酒，大吃大喝，不過軍紀倒不錯，都用買的，沒用搶的，只是孫文的錢不曉得有多少是被這樣吃喝掉了，後來的毛澤東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但孫文這次起義，倒是成了一個大型的請客吃飯。
有趣的是，相較於北方義和團「扶清滅洋」，他們卻打著「保洋滅滿」的口號，真不知若是兩邊若有機會碰頭，會是什麼樣滑稽的光景。
既然仗都開打了，孫文也只好想辦法弄槍械，日本不給了，不過他想起先前曾為菲律賓獨立軍代買過一船軍火，後來沒派上用場，現在剛好可跟菲律賓獨立軍借來應急，不料當初日本軍火代理商中村彌六A了獨立軍買軍火的錢，用廢鐵冒充軍火矇混，結果孫文只得了一堆廢鐵。
孫文原本要鄭士良往廈門打過去，以便海上運補，不過到10月28日，他派出日本人山田良政為使者，和鄭士良說明日本內閣改組導致外援斷絕：「政情忽變，外援難期，即至廈門，亦無所得」
這時鄭士良已經打到彈盡糧絕，聽到這個惡耗只能解散部隊，2萬人吃飽了也玩夠了，一哄而散，只留下一千人，當然輕易的被清軍勦滅，鄭士良逃了出來，可是那個當使者的山田良政卻陣亡了，莫名其妙的進入了「烈士」界。惠州起義就這樣鬧劇般的結束了。
孫文呢？他於11月10日與後藤新平同行乘「橫濱丸」──就是李經方把台灣交割給日本的同一艘船──自基隆啟航返回日本，到日本後，他幫山田良政立了個碑，說是「為中國革命而死的日本第一人」。
這就是日本人為什麼也進了「烈士」界的經過。
話說孫文在日本之所以結識很多日本人，是因黑龍會的緣故，這黑龍會是日本軍國主義組織，成立於1901年，宗旨就是要謀奪黑龍江流域為日本領土，明白寫在會名上，目標是霸佔中國東三省，逐步控制蒙古和西伯利亞，說起來孫文竟然和這種團體合作，怪不得不覺得出賣廈門有何不妥。
孫文在1903年從日本轉往檀香山，並於檀香山加入洪門，成為「洪棍」，再到美國發展，爭取到洪門致公堂的支持，但孫文到處演講了老半天，募到的款，大概剛好夠他生活及旅費，變成是「演講謀生」，根本不是在為革命募款了，而美國革命組織200人發展到剩7個，害得其中一人自殺，又「製造」了一位烈士。
孫文之後轉往歐洲，也沒什麼成果，最後轉了一圈，1905年，還是回到日本。
在黑龍會成員內田良平的牽線下，在日本的各革命團體，合組「中國革命同盟會」（顧名思義，是中國各革命團體同盟起來的一個組織），後來因太過敏感，改為「中國同盟會」，以孫文為總理，孫文的革命事業到此又有搞頭了。
但就在同一年，孫文又間接「製造」了一位烈士，本系列就以此烈士作結。
1905年12月，日本文部省公布《取締清韓留日學生規則》，引起軒然大波，主要引起爭議的有三條：
中國留學生的任何活動或去向都要向清朝政府駐日公使和日本學堂登記。
任何通信均需登記。
只能住在留學生學校宿舍，不准外宿。
規則一出，馬上引起廣大留日學生的抗議，秋瑾和宋教仁主張全體同學應罷學回國。
但是孫文可回不了國啊，好不容易在日本組了同盟會，大家都回國豈不是沒搞頭了，於是孫文的左右護法，汪精衛和胡漢民，就主張「忍辱負重」，留在日本繼續求學，兩派因此激烈爭執。日本《朝日新聞》見狀，譏諷中國人無法團結，指稱中國留學生「放縱卑劣」。
身為華興會創始人之一的陳天華，看到中國留學生自亂陣腳，被日本人瞧不起，悲憤莫名，於是留下《絕命書》5000字，以及並致留日學生總會一信，在1905年12月8日清晨，於日本東京灣投海自盡，對留學生們做出「死諫」。
陳天華著有《警世鐘》、《猛回頭》、《獅子吼》，這三篇作品，被馮自由譽為是對革命的影響「較之章太炎《駁康有為政見書》及鄒容《革命軍》，有過之，無不及」，鄒容的《革命軍》是清末傳佈最廣，影響最深遠的革命宣傳品，陳天華的三部作品比它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就可見對革命思想傳播的影響與貢獻之大。
包括林覺民也正是看了《警世鐘》和《蘇報》才成為革命份子的（所以孫文一直在收割別人的成果，還把他們丟去白白送死.....）。
陳天華這樣一個革命宣傳的最佳人才，卻因為留學生內鬨而自殺身亡，實在死得很不值，後來，孫文「追封」他為「熱心血性的革命黨」，讓陳天華也住進了「烈士」界。
但又有什麼用呢，徒讓人不勝欷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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