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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到橡皮引爆了鐵路，這真是看起來八竿子打不著關係的兩回事(火車又沒有輪胎....冷)，更別說還因此推翻滿清了，不過事實就是「史實比小說還離奇」，但這兩件事倒有個共通點，就是都和盛宣懷有密切關係。
很多喜歡清末史的朋友應該會覺得很奇怪，盛宣懷是赫赫有名的第一官商，理當很有影響力，怎麼歷史課本裡頭一個字都不提呢？其實盛宣懷對清末歷史當然有巨大的影響力，只是如果一寫了他，大家就知道原來是盛宣懷搞爆滿清，那革命黨人不就情何以堪了。
故事要從甲午戰敗說起，在甲午戰爭的教訓中，清廷明白國內需要更多鐵路建設，戰時才能有效的調度軍隊，因此於1896年，清廷設立了「南北鐵路總公司」，首任鐵路總辦大臣呢？就是盛宣懷。
當時工商實業尚未發達，民間資金短少，盛宣懷為了發展中國的鐵路建設，就採取借洋債築路的政策，1896年到1904年間，一共興建鐵路13000餘里，稱為「合股官辦」，然而貸款的條件，就是把鐵路的管理權、用人權、稽核權、購料權讓給外國借款公司，還要加上各種回扣、經紀費，而借款合同規定，中方必須以整條鐵路產權作為抵押，如果到期不能還清本息，外國將把鐵路佔為己有。
另一方面，隨著甲午戰敗的國際情勢，西洋各國紛紛逼迫訂約取得在華築路特權，包括了借款、施工和鐵路建成後的經理營運、行政管理權等，久而久之中國人民覺得是不平等條約，「利權流失」。
到了1903年，四川總督錫良便上奏建議「鐵路商辦」，也就是說由中國民間集資來辦鐵路，不假外國人之手，此時的形勢與1896年不同，民間工商實業已經有初步發展，於是從朝廷、商部、戶部、外務部到各省的紳商，均空前一致地表示贊同，清廷允許募集商股，成立鐵路、礦務、工藝、農務等項公司。
同年四川總督錫良奏請自辦川漢鐵路，並於次年成立了川漢鐵路公司。大門一開，打著「拒外債、廢成約、收路自辦」的口號，全國的士紳摩拳擦掌，把興辦鐵路看作一樁一本萬利的發財好機會，打算在建鐵路事業中大撈一筆了。
不過第一步是必須收回先前已經由外國公司蓋好的鐵路，1904年，湖北、湖南、廣東省的紳民要求收回粵漢鐵路路權，張之洞聽從湖南士紳王先謙的建議，以增加租股、米捐股、鹽捐股、房捐股等地方稅來籌集資金，最後用高於原價近一倍，650萬美元的巨資，買回美國合興公司發行的股票，贖回粵漢鐵路的修築權。
張之洞打響了第一砲，於是各省紛紛起而仿效，1905年至1908年，各省商紳爭取贖回了滬寧鐵路、蘇甬杭鐵路、廣九鐵路承辦權，收回鐵路成為一種社會運動，1904年成立民辦鐵路公司的省份，竟達13省之多，其中，川、鄂、湘、粵四省不僅紳商、地主成了鐵路公司的股東，就連不少農民手中都有鐵路股票。
不過現代中國自建「動車」都會搞到撞車了，當年的中國也一樣沒能力完全靠本國獨力經營鐵路事業，首先是資金就不足，1909年郵傳部勘察各地自辦鐵路實況，發現川漢、西潼、洛潼、江西、安徽合計估算資金應為7200萬兩，實際到位的資金卻僅1310萬兩，僅16.6％。鐵路總里程為3420里，實際建成僅89里，僅2.6％。
而這些鐵路公司缺乏管理人才，又各自為政，搞到路線都銜接不起來。一方面人謀不臧，川漢鐵路路款1000萬元之中就被經管鐵路的人員貪污挪用達200餘萬，粵漢鐵路移交時，實收的資本額為1600萬元，其中花了大約1000萬元，只鋪設了40英里的鐵路，大部分的錢都上哪兒去了？當然是被中國人的陋習層層貪污掉了。
這些鐵路公司資本已經不足，又適逢橡皮股票泡沫，把全國的錢莊都炸掉了，更籌不到資金，甚至許多鐵路公司還虧空自己的股款去炒橡皮股想賺些「業外收益」，也跟著炸掉了，結果橡皮投機就這樣把鐵路投機給炸垮。
盛宣懷到此又風風火火的登場，前面提到盛宣懷出任郵傳部尚書，因政治鬥爭逼垮了義善源錢莊，1911年5月，他開始準備改革鐵路，不過這次倒是出於一片好心，他審視全國民辦鐵路的情況，得到一個結論，就是只有「砍掉重練」才有得救，於是他決定宣布「鐵路幹線國有政策」，把鐵路強行重新收歸國有，再回到借洋債來修鐵路的老辦法。
1911年5月9日，「責任內閣」頒布鐵路國有政策，重新把民間集股辦理的鐵路幹線收歸國有，再以收會的川漢、粵漢兩條鐵路路權，和湖南、湖北兩省的鹽稅、厘金收入為抵押，與英、美、德、法四國銀行團借款六百萬英鎊，用於改革中國幣制和振興東三省實業等。
至於民間的鐵路公司股份，卻要求各地方政府自行設法償付，地方當然不想償付，全國所有鐵路股民一聽到消息，當場抓狂。
其中為何四川反應最激烈？原來四川鐵路公司總共募集1400萬兩的股款，只有700萬兩用於宜萬鐵路的建設，可以用來換取國有化以後的鐵路股票，有300萬兩被該公司一位名叫施典章的經理拿去炒作上海橡皮股票炸掉了，滿清中央政府當然不認這300萬兩的損失，只同意發給四川鐵路公司股東大約400萬兩的國家保利股票。
真是個「殺父之仇易忘，奪財之恨難消」，「保路運動」就此爆發。
湖南長沙舉行萬人「保路」集會，長沙至株洲鐵路工人示威，號召商人罷市、學生罷課、拒交租稅以示抗議，湖北宜昌等地也發生築路工人持械與清兵鬥毆。
火上加油的是，盛宣懷和端方表示對於川漢鐵路民辦鐵路公司股份一率發給國家鐵路公司股票，概不退回現款。因為如果要退款，就必需再借洋債，那得以四川租稅收入作抵押。
緊接著，廣東粵漢鐵路股東也召開萬人大會，提出「鐵路國有，失信天下」、「萬眾一心，保持商辦之局」。
6月17日，成都各團體2000餘人在鐵路公司開會，成立「四川保路同志會」，推舉四川省咨議局議長蒲殿俊、副議長羅綸為正副會長，提出了「破約保路」的宗旨，發布《保路同志會宣言書》羅綸高呼：「川漢鐵路完了！四川完了，中國也完了！」真是一語成讖。
四川是族群非常複雜之地，平時回人、羌人、漢人衝突，基督教徒與非教徒衝突，各階層人士也互相衝突，但是到這時候，全都心手相連，一致「保路」，可說是一大奇觀。各地和各團體的保路分會相繼成立，一時間會眾多達數十萬人。
孫文革命了老半天，多數中國民眾還是把革命黨當「亂黨」，為何「保路運動」會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就野火燎原？這一方面是各階層的人都持有鐵路股票，利益一致，一方面是這個運動是由中國最具實質影響力的士紳階層所帶頭發起的。
當時的中國，在廣大的鄉間還處於黃仁宇所說的「以倫理統治」的狀態，鄉紳在地方上就像是小型地方官一樣，鄉民都聽從他的領導，鄉紳也負責排解糾紛，甚至當起司法機構，還執行私刑，為了保護鄉里不受土匪的侵襲，鄉紳也經常是負責團練的頭頭，所以還是民兵武裝的指揮，而通常一鄉也只有鄉紳家識字，所以很多事都要委託他代理，鄉紳人比較好的就是像父母官一樣，人比較差的就是「土豪劣紳」了，但是在共產黨搞出「批鬥地主劣紳」以前，鄉紳就是地方上的領袖，鄉民也大多服從他的領導，根據的不是法律，而是一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從屬關係。
黃仁宇說，是共產黨建立了中國現代基層架構，指的就是共產黨把這種傳統的混沌狀態給摧毀，重新建立了現代的底層行政機構去控制基層。
所以可以說，在清末民初，實際上統治中國的，實際上決定中國的動向的，其實是這一大群士紳階層。
前面提到橡皮股票泡沫爆炸，對全國工商業造成嚴重影響，士紳階層已經普遍不滿，更兼1911年5月滿清的「責任內閣」藐視議會（由士紳組成）參政權，更讓他們不爽，這會在下篇提到，現在又搞出沒收鐵路，於是士紳就全面性的倒向革命陣營，除了四川的士紳正全力投入「保路運動」，其他省的士紳也考慮伺機推動獨立的可能性，因此才會武昌一起義就「各省響應」。
革命黨宣傳了十幾年都辦不到的事，滿清在幾個月內就一口氣搞成了。
回到四川，士紳階級家有恆產，就不喜歡動亂，所謂「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因此他們多數對革命總是興趣缺缺，而比較傾向立憲派，因為只要立憲，他們就可以透過議會參政，體制內辦得到的事，何必動刀子動槍的呢？
在「保路運動」中，他們一開始也是主張「文明爭路」，以和平示威為主，但事態發展急轉直下，9月7日，川督趙爾豐誘捕保路同志會和股東會首要人物蒲殿俊、羅綸、顏楷、張瀾、鄧孝可等人，封閉鐵路公司和同志會。成都數萬群眾前往總督衙門和平請願，要求釋放被捕人員。趙爾豐竟下令當場槍殺請願群眾三十餘人，是為「成都血案」。
血案發生後，聰明的四川人找了數百片木板，寫：「趙爾豐先捕蒲、羅，再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投入江中順流而下，時人稱為「水電報」。和平已經破滅，於是全境暴動，「保路同志軍」遍布四川各縣，一時達到二十萬人之眾，連羌彝藏人土司也趁機「起義」，全川到處是萬人暴動，這規模可比武昌起義大得多了。
清廷看到事態不妙，連忙要川漢鐵路督辦端方，取代趙爾豐出任四川總督，端方抽調了湖北新軍一整個標開往四川，這是造成湖北兵力空虛，讓武昌起義容易成功的原因之一。
但端方見大勢不妙，根本不敢前進，只在原地停留觀望局勢。
然而同志軍有個有趣的現象，就是中國人不願出頭，各地同志軍如果有革命黨人，或是會黨人願出頭就擁他們為首，革命黨人反正本來就愛出頭，但崇慶偏偏找不到一個革命黨能當頭，而當地的會黨哥老會的老大就是士紳自己，他才不想出頭，結果群龍無首，結果竟然到隔壁縣去把牢裡的一個土匪給放出來，要他帶頭，沒想到連土匪都不敢帶頭，凹了老半天最後才勉強答應，不過一旦有人帶頭，馬上滾雪球似的迅速發展。
在此狀況下，9月25就有同志軍佔領了榮縣，宣布榮縣獨立，比武昌起義還要早，所以如果要說辛亥年頭一個成功宣布獨立的地方就是「中華民國的生日」，那恐怕要算是9月25日榮縣獨立，不是10月10日。
四川已經如此鼎沸，很自然的，在武昌起義以後，四川各地就相繼宣布獨立，而端方的新軍也倒戈殺了端方，全川再也非清廷所有，再不久，連滿清都整個滅亡了。
最諷刺的是，其實鐵路國有本身倒是正確的政策，滿清卻因此而亡，民國以後，依然繼續進行鐵路國有政策，包括孫文的「鐵路大亨」計畫，也一樣是想抵押路權借外債來蓋，但沒有任何人因此指責他，可說盛宣懷真是在錯誤的時候做了正確的事，結果大錯特錯，以至於成為推翻滿清的最大「功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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