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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到士紳對滿清離心離德是滿清滅亡的主因，而他們的不滿來自於三處，前兩篇講過橡皮引起的金融風暴，以及鐵路國有的處置不當，第三個原因，則要從廢科舉開始講起。
話說中國的科舉體系，不只是為了灌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理，其實也是為士紳階級提供了一個參政的管道，因為士紳子女才有能力上私塾念書識字，也才能去應考，考上科舉後可「衣錦還鄉」，當地方官來「罩」親族的產業。
然而庚子後新政於1903年起限縮科舉，1905年完全廢除科舉，對士紳階級來說，參政管道被中斷，至於新學，那屬於沿海大城市，廣大的鄉間士紳需要一個新的管道讓他們能重新參政，新政又剛好提供了這個管道，那就是立憲。
而且立憲還比科舉更好，因為科舉還要看小孩考不考得上，立憲的話，只要直接被選為議員即可，實在太有吸引力了，因此，1906年下詔預備立憲時，滿清獲得士紳階級高度支持，正如吳樾所預料的，革命快要混不下去了。
1907年，清政府在中央籌設資政院，在各省籌設諮議局(1909年開始選舉諮議員)，張謇、湯壽潛等人在上海成立預備立憲公會，之後各地立憲公會紛紛建立，正在全國都很期待立憲的到來，嘩的一聲，慈禧潑了所有人一桶冷水，頒布《欽定憲法大綱》，宣布「九年後實行立憲」。
九年也未免太久了，就跟「下一任必可實現政見」一樣「裝孝維」，於是士紳就發動了四次全國性的大請願，第一次請願，在1908年秋，多個立憲團體及多省的代表聯名由都察院代奏請院，結果清廷答覆：8年後公佈憲法......那不是一樣嗎？
1908年11月，光緒帝及慈禧太后先後去世，溥儀繼位，光緒之弟(溥儀生父)載灃攝政，他一上台，就罷了袁世凱，並打算逐步加強皇族中央集權。
1909年秋，各省代表發動了第二次立憲請願，在北京組織 「請願速開國會同志會」，一面將請願書交都察院進呈，一方面游說各軍機大臣及各部尚書，官員們私下多同意憲政施行，但載灃於1910年1月30日諭令不准，仍然維持9年預備立憲。
1910年，國內又發動了第三次請願，除了發起組織 「各省諮議局聯合會」外，還網羅海外及各行各業的代表，齊集北京再度請願，遭清廷嚴詞拒絕，並命不得再行請願。
1910年9月1日，資政院開院，於是請願代表又發動第四次請願，直隸、山西、河南、四川、福建等省先後出現數千人集會，要求督撫代奏請願呈稿。湖北打算「不開國會﹐不認新捐」，國會請願代表團向資政院和攝政王上書，十八個督撫、將軍、都統由東三省總督錫良領銜聯名奏請立即組織內閣、翌年開設國會。
此外，資政院開院後，也鬧出許多風波，資政院是作為日後全國議會的預備機構，議員共200人，一半由各省諮議局推舉「民選」議員，一半由朝廷欽定「欽選」議員。在欽選議員當中，有宗室親貴、滿蒙王公貴族，各部院官員，此外，還有學者以及「納稅特別多的百姓」各十人。
各省諮議局的成員是士紳，「納稅特別多的百姓」自然也是士紳，於是加起來就過了半數，因而士紳就主持了國會。
1910年湖南巡撫楊文鼎，未經省諮議局議決就擅自發行地方公債，湖南諮議局議長譚延闓抗議無效，憤而將該案提交資政院，資政院將此案交給朝廷議處，朝廷卻認為巡撫只是疏忽而已，公債還是可以發。
資政院聽了當場翻桌，議員紛紛發言譴責朝廷，當時官制尚未改組，滿清的最高行政機構仍然是相當於皇帝秘書處的軍機處，於是資政院就要「最高行政機關」軍機處到議會來接受質詢。
軍機處認為軍機處只是秘書單位沒有所謂接受質詢，資政院又再發文質問，軍機處回答：內閣才能接受議會質詢，現在內閣尚未成立，所以無法答覆。
湖南公債已經夠激怒議員了，雲南和廣西又各自發生諮議局與督撫的糾紛，於是資政院議員一舉表決通過彈劾軍機處。攝政王載灃將此案留中不發，但是他也得盡快至少搞出個內閣來接受質詢，不然議員們遲早會暴動。
於是清廷於11月14日宣布縮短預備立憲期限，國會開設之前先設責任內閣。
這下士紳們覺得滿意了，沒想到責任內閣名單一出來，他們整個吐血。
總理大臣慶親王奕劻
協理大臣那桐、徐世昌
外務部梁敦彥
民政部肅親王善耆
度支部載澤
學部唐景崇
陸軍部蔭昌
海軍部郡王載洵
法部覺羅紹昌
農工商部溥倫
郵傳部盛宣懷
理藩部宗室壽耆
其中有多位皇族，不過他們也多屬於改革派，以巨貪聞名的奕劻其實公開支持改革和三權分立；載澤、溥倫、善耆、紹昌也是很熱心於憲政者。
但是載灃完全沒有考慮政治的平衡原則，內閣13人裡頭，漢族4人，滿族9人，以往軍機處軍機大臣漢人至少會佔一半，現在竟減為1/3，這就算了，內閣有7人為皇族，超過一半，士紳們立刻就抓狂了，批評是「皇族內閣」。
但載灃竟然反唇相譏，說決定閣員是君主的權力，議員無權干預用人大權，全國議員聽到當場翻桌，至此士紳對立憲完全灰心，如湖北諮議局議長湯化龍、湖南議長譚延闓、四川議長蒲殿俊等人都開始轉而與革命黨聯絡，湯化龍更在武昌起義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各省諮議局中的議員都是地方上的實力人物，在武昌起義時，他們紛紛和地方官及督軍勾結響應革命，是革命成功真正的中堅力量，民國早期的官僚及國會議員相當多是原本各省諮議局中的成員，革命黨出身的反而是少數，但立憲之議卻隨著滿清滅亡而解散（沒有君主了怎麼君主立憲？），民國之後共和成為顯學。
康有為曾經感嘆：「蓋辛亥革命之前，舉國不知有共和之事，及辛亥革命之後，舉國不容人議共和之非。」
康有為身為保皇派，對「不容人議共和之非」心有戚戚焉，不過他的證言，也告訴我們，「共和」是隨著滿清的倒台，突然間「勝者為王」成為顯學的，在之前，「舉國不知有共和之事」，革命黨的宣傳，沒有什麼作用，滅亡滿清的主力是士紳階級，而激起他們的怒火的，是橡皮，是鐵路，是盛宣懷，還有這篇提到的載灃。
載灃據說處事相當優柔寡斷，別人說什麼都好，他攝政期間大概只有三件是最果決，一是罷袁世凱，二是組「皇族內閣」拒絕批評，三是「鐵路國有」，就這三件事沒得商量，也就這三件事炸掉了滿清的江山，只能說天意註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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